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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慈观教授:农民工的金融世界

  《陆家嘴》9月刊刊发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邱慈观的《大哉论》专栏文章系列之四,她在文中诉说了农民工的金融世界指出,中国经济转型后,政府从经济结构中逐渐隐退,由市场主导资源分配,这期间中国GDP翻了十倍,崛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然而这群中国最弱势、最无助的人口,近三十年被边缘化,未享美果反承受了负面结果,特别是经济发展后的城乡差距。而在金融服务方面,其中有些人甚至没用过银行!

  农民工的金融世界

  大哉论金融,今天与各位分享的金融世界,与农民工及农村老化人口有关。农民工两亿七千万,约占中国人口的两成,由农村向都市迁移,规模为人类史上最大。他们教育水平低,财务素养差,也缺乏正规金融渠道。农村在年轻人出走后,剩下老化人口留守,靠子女汇钱养活,领钱却是个问题。计多农村没银行网点,领现得透过非正规渠道。

  这群中国最弱势、最无助的人口,近三十年被边缘化。中国经济转型后,政府从经济结构中逐渐隐退,由市场主导资源分配,这期间中国GDP翻了十倍,崛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边缘人口未享美果,反承受了负面结果,特别是经济发展后的城乡差距。金融服务方面,其中有些人甚至没用过银行!

  《陆家嘴》读者,倘您常把金融与私募股权、P2P融资等相连,看到这里,对"没用过银行"这档事,可能难以置信。事实上,依据统计,中国穷人的金融覆盖率极糟,仅39%有银行服务,这数字比先进国家(如加拿大的91%)低了很多,也比大中华圈的香港(78%)及台湾(77%)要低,反映了中国机会不均等、贫富差距大等问题。

  消费者不使用银行服务,理由可归纳成两种,一是银行根本不存在,另一是存在,但未被充分使用。依业者估算,银行网点的基本维持费用,约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之谱。倘当地人口及所得不能让网点收益高出这金额,银行怕亏损而不愿设点。这是中国银行体系关闭了大量农村网点的理由:过去七、八年间,四大银行共关闭了三万间农村分支机构,使当地极端缺乏正规金融渠道。至于有银行却未被充分使用,这里有消费者主观的理由,如信任感、个人习惯、取得方便性、使用简易性,以及是否能承担费用。

  当然,不用正规银行,不表示没金融渠道。边缘人口仍有金融需求,农民工就要汇钱回老家。但当正规渠道不足时,金融需求得靠非正规方式来满足,以下是几个例子。

  譬如七十岁的老蔡,他有银行账户,却使用其他渠道。老蔡一辈子住农村,村里几十户人家,没银行,也没取款机。最近镇上的那间银行,离村子还远着,走路单程四小时,骑机车也要一小时。老蔡有低保,政府直接把钱汇进银行账户。存褶他永远贴身带着,那是安全的来源,生活的依靠,但这仍未减他的焦虑,因为不能随时领钱是个大问题!村领导是老蔡的金融服务渠道,对方代他领低保,购锅炉,前项扣除后项,剩下的才归老蔡。不过,他不确定金额是否正确,听说锅炉价格不对,只是他不敢问,怕触怒了村领导,服务被永远切断。

  不过,就算村里真设了ATM取款机,老蔡怕也不会用。有次去镇上银行,他试过这机器,要先插卡,再按键操作,输入个人密码,这对平日不用机器的老蔡真是难事!另外,就算密码输成了,要领钱还得应付银幕上的字,它们出现得这么快,左一行,右一行,很多字老蔡都不认得,怎么选项?这经验真令老蔡受挫,一辈子耕田的他,很少看字,早忘光了!

  说到银行账户,钱红情况更糟,连账户都没开,靠的是"关系"渠道。十年前钱红才十七岁,就离开河北农村,到南方求发展。离乡背景,了无凭借,能靠的只有同乡。透过帮忙,他认识了"头儿"徐老板,介绍他到建筑工地,每周做工六天,每天十二小时,月薪人民币几千。钱红有支极简型手机,用来与老家联系,但不敢多打,怕有压力,因为父母想抱孙子,逼着他结婚。钱红住工地附近的临时寮房,十几人共享通铺,没有隐私,更欠缺安全的藏钱点。

  钱红财务素养低,不信任银行,但眼前公社型的居住环境,他只好把钱托徐老板保管。这虽可降低偷窃风险,却也把他给绑死了。工资每半年一付,倘发工资前钱红要用钱,徐老板会预支,只要最终的工资够还。某种程度上,这安排还算两全其美,钱红手上没钱就能抗拒消费的诱惑,头儿透过管钱便可掌控工人来去。不过,当徐老板握有钱红存款时,钱红没签合同,却被隐形合同绑着,得继续做工。

  张扬面对的,却是另一种情况。他有银行账户,没请头儿帮着管钱,但春节返乡前,北京车站遭扒,钱被偷得精光。想到这里,张扬又恨又悔,恨扒手偷他打工一年辛苦攒下的五千元,那是要替儿子付学费的,少了这笔钱,他真没脸回家。悔先前不该一直用手去摸小包,这动作太明显、太频繁了,连周遭人都感染了他的焦虑,才会引起扒手注意。

  张扬听工人朋友说,银行有汇款服务,但他不确定到底怎么回事,所以特别去了工地附近的银行。岂知那美女行员竟这么凶,见他穿得破烂,加上外地口音,连正眼都懒得瞧,就明白地表示不欢迎。这让他当时就做了决定,自己带钱返乡吧。但是,张扬发誓,明年定要找个好办法,既可避免被偷,又不必再受银行羞辱!

  与读者分享的这些缩影,反映了银行服务的不足及现有体制的瑕疵,其中涉及不公平对待问题。希望被公平对待乃人性所共通,形成社会正义的基础,也衍生了"等同机会"的要求。它表现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上,例如普及化的国民义务教育、全民基本医疗照护等,以确保立足点的平等,弥补由个人先天性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。

  当然,与此平行的,是设计一套公平对待的普惠金融系统。这无疑符合社会正义的理想,故近年为G-20领袖峰会所强调,呼吁各国政府支持,设为具体的政策目标。然而,此处涉及两个问题。第一,系统须由谁提供?这问题有普遍性,对各国都适用。第二,系统应如何设计,纳入多少非正规因素?这问题有特殊性,取决于各国具体情况。

  针对系统提供问题,笔者在此谈谈个人经验。上课时,我常就"普惠金融系统该由谁提供",征询学生看法。最常听到的答案是"由政府提供"。但当我追问细节时,学生们开始犹豫了,因为无论是他们所了解的银行,或是他们个人,恐都不愿承担责任。譬如,倘普惠金融是要借钱给穷人,当贷户不能偿还时,由谁来还?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还吗?这岂不表示,普惠金融的责任由全民承担呢?事实上,普惠金融系统的难处正在于此,它不可能全由政府提供,更不可能全由利润导向的民营银行提供。它需要多种相关方的努力,包括政府、私营银行、公民社会团体、扶贫组织等,共同携手合作,才可能创造一个较为理想的系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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